赵士杰（口述史）愿将此生报桑梓

1917年农历十月初二，我在河北省赵县赵家庄出生，两岁时迁居保定。

家父当时在保定的一所基督教医院当外科医生。我的一家笃信基督教，每到礼拜日，全家都要到教堂去做祈祷。当时，我虽不懂得上帝是什么，但见教堂的玻璃五颜六色，在阳光的辉映下，照在人的脸上，觉得庄严肃穆。

由于家父有比较稳定的可观的工薪收入，我们一家倒没有因为生计犯过愁。家父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很严，时常叮嘱我们干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如果我们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家父就会很生气。在家父的谆谆教诲下，我从小养成了干事讲究条理、做什么都严肃认真的性格。如果说我后来当外科医生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是与从小得到家父的规矩分不开的。

我这个人从小脾气就倔，喜欢叫真，求知欲旺盛。从小学到初中我均就读于教会学校，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英文基础。

保定育德中学是当时在保定开办的最有名的私立中学，在这所学校，我读到了中学毕业。

从幼年到大学毕业，我国处在军阀混战和外夷入侵之时，中国人民饱受苦难，哀鸿遍野。

吴佩孚和张作霖为争夺霸权，打了两次直奉战争。1926年保定发大水，成百上千座民房被大水冲到，淹死、饿死的贫民难以计数，水灾后又造成疫病流行，执政当局不赈灾，不法粮商趁机抬高粮价，置众多灾民生死于不顾。灾民们衣食无着，很多人冻馁而死，其状惨不忍睹。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炮击奉天（沈阳），东北守军奉命撤到了关内，日本军队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皆曰张学良可杀。保定市的学生谈及国土沦陷，不免涕泪横流，见其状，令我十分揪心。

为将入侵者逐出国土，复我中华，保定城掀起了为国军募捐的热潮。其时，我在读初中，在举国爱国热潮的感召下，我也走上街头，参加声讨日军入侵的游行。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全境并未因此而罢手。1934年，日军又向华北的古北口进犯，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起来。

当时，我在育德中学读高中，一天，学校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上午的第一节课没有上，各班的老师都被校长叫去开会了。不久，老师回来了，神情严肃地对我们说：今天将有一位重要人物到我们学校来向全市的学生训话，一会儿，大家都到操场去站队，要严守纪律，不许交头接耳。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猜不出是哪位大人物来训话。往常，学校里也来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训话，学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同学们既紧张又兴奋，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教室，来到操场。

一出教室，大家全都吃了一惊，只见操场四周密密麻麻地站满了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军人，围墙也有人站在上面警戒，学校的大门口也有两队士兵荷枪站立，间或还能看到穿着便衣的人穿梭其间。同学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不知今天的训话是福还是祸，只好静静地立在操场上等待着。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几辆黑色轿车驶进了学校。车门打开，从第二辆轿车里下来一位全身戎装的中年人，保定城的一些权贵显要立即涌到了这位中年人的身边，立正敬礼。眼尖的同学认出来了，由于激动，声音有些发抖：“蒋介石！”

学生的队伍出现了短时间的骚动，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亲自来育德中学训话，一时间激动得难以自持。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日本军队不断向华北进犯，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摄于国人的舆论压力，才来到华北视察，说是整饬防务，实际上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当时，他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对付红军了。由于国民党搞新闻封锁，再加上歪曲宣传，同学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所知甚少，对共产党信仰的共产主义也不甚了了，甚至还有一丝恐惧，因为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人描绘成共产共妻的恶魔。

蒋介石很有气派地走上主席台。全市教职员工和学生为蒋介石在国难日益深重之时来到华北、来到育德中学而深受感动，因为大家把逐出侵略者、光复中华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蒋介石身上。

“日本人打到你们的家乡来了……”蒋介石用他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开始给我们训话。他的口音很重，绝大部分训话我们根本听不懂，整个训话很像是喊口号，听不出有什么抵御外侮的实质内容，我和同学们都很失望。更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忧虑。

1935年，日军对华北的骚扰日甚一日，正象北京的大学生所说，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国人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空前高涨。终于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救国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就波及到了保定，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毅然走上街头发表演讲，举行游行示威，呼吁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抵御倭寇入侵。可是，这一爱国行动遭到了军警的残酷镇压。一个正在演讲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被军警拖倒在地，一阵棍棒下去，这个学生的肚子被打破，肠子流了出来，当场死亡。人们纷纷围上来，发现这个学生从肠子里流出来的都是菜叶子。一个保定二师的学生涕泪横流地对大家说：这个被打死的学生家里的生活十分困窘，仅有一点钱都捐作抗日之用了，这几天一直用菜叶子果腹。人们震惊了，愤怒了，更为死者炽热的爱国热情打动了，纷纷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当时，我也在街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惨景，对蒋介石政府御外敌无能，对国人却敢下黑手的罪恶行为，憎恨到了极点。

“保定二师事件”之后，我中学毕业，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读化学专业。

当时，冀中的很多地方成立了汉奸政权，日伪势力已渗透到北京市内。我们上课时，日军的飞机常常肆无忌惮地、耀武扬威地在我们的头上“巡航”。每当日军的飞机隆隆地在我们头上飞过时，同学们的心头就像被挫了一刀，感到莫大的耻辱，对政府灰心失望的情绪油然而生，上课的心思一点都没有了。教化学分析课的德国教授见我们被失败的情绪所笼罩，对我们说：我很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德国1918年战败后，国人的情绪也和你们一样。我现在所能奉劝你们的是，你们只有好好读书，将来使你们的国家向日本一样强大，甚至超过他们，那样，你们就可以驾驶飞机到日本的上空去，让他们也感受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

德国教授的话并没有给我们多少安慰。因为当时我们根本看不到国家复兴的希望。在压抑沉重的环境下，我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了一年，再也无法忍受，便转到了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预科并放弃化学而改学医。不想，山东更不是一块净土，日本人的势力甚至比北京还要大。

走在济南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韩国浪人穿着日本的和服，头上扎一块白布带浪迹街间，为虎作伥，侮辱中国妇女，硬抢中国商人的货物。而中国当局胆怯到连给国人撑撑腰的勇气都没有，中国的警察见国人吹胡子瞪眼颇有本事，可是一见日本人和韩国浪人便吓得躲到老远。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化，就会变得残忍凶暴，人性丧失殆尽。向来被人们称为“贤淑之冠”的日本女人走到大街上竟然也牵上两条东洋狼犬，一副“高等民族”趾高气扬的神态。中国政府当局都不敢碰日本人，国人怎么敢与狼犬争高下，因此无不规避。然而即或如此，还是能经常听到中国人被日本狼犬咬伤甚至咬死的消息。

国民政府对外夷入侵可以听之任之，而对济南各大学的进步力量打击起来可是从来不手软的。“一二．九”事件，山东各大学的学生群起响应，纷纷走上街头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游行示威，国民政府这次可算是行动迅速果断，大批军警立即前来镇压。学生运动被镇压后，国民党政府又派特务潜伏到学校搞侦察。不久，有三个同学被勒令退学，勒令退学的公告上没有写什么原因，但同学们知道，这三个被勒令退学的同学，都是济南大学学潮的组织者。

山河破碎，外夷逞凶，政府无能。一时间，亡国之论在同学中占了上风。由于当时受世界观的局限，对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看不出振兴的希望，只好在极度灰心失望中打发时光。

1936年暑期，我大学的第一学年预科结束，本来想回保定度暑假，这时，学校却接到山东军阀、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命令：齐鲁大学的学生在今年暑期都要接受军训。同时，韩复渠在报章上大造抗日的舆论，我和同学们都快要冷却的心又被韩复渠煽热了，为韩复渠那义无反顾的铁血抗日的决心而鼓舞，觉得中华民族又有希望了。我和同学们都十分愉快认真地参加了军训。当时，我们还无法认清韩复渠的嘴脸，觉得一个将军要抗日，便听其言而信其行，可见我们当时是相当的幼稚。

1937年暑假，回保定度暑假。在回家的路上，“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回到保定没几天，保定遭到了日本空军飞机的轰炸，家父把我们一家送到了郑州，他自己则留在保定，救治伤员，直到中秋节，日本军队马上就要开进保定城时，他才登上装满伤员的最后一列火车，来到郑州。

全家疏散到郑州后，父亲和哥哥先到兰州省立医院工作，不久又回到郑州教会医院，主要工作是救治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日军虽然还没有打到郑州，但日军的飞机已多次飞到郑州上空狂轰滥炸，无辜百姓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巨大，到处是火光、残垣断壁和哀嚎的伤员及被炸得肢体不全的尸体。一次，父亲正在教会医院做手术，日军的飞机又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医院的院子里，巨大的爆炸气浪，几乎把房子震塌，可父亲没有停止手术，因为一旦手术中途停下来，伤员的生命就很难保了。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把手术做完。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使我懂得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作为医生，就要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一个医生的好坏，除了医术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医德。

日军的推进速度很快，郑州遭到轮番轰炸，朝不保夕，国军兵败如山倒，偌大个郑州眼看就要守不住，在日军铁蹄马上就要踏上郑州城时，我们一家只好疏散到了湖北宜昌。父亲去了汉口，在国军军医署第一重伤医院作外科主任，继续从事救治伤员的工作。当时，汉口的社会秩序很乱，人心惶惶，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家属和豪商巨贾纷纷携带金银细软乘飞机向南逃避，穷苦百姓携家带口只好避到乡下的亲属家。

没多久，大武汉也告陷落。国民政府信誓旦旦地向人民保证，要坚守大武汉三个月，结果，不到三天就被攻破了城池。一时间，全国舆论大哗，纷纷指斥蒋介石政府的无能。

正当我悲观失望难以自持之际，突然传来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大败日军的消息，我那冰冷的心第一次燃起了希望的火光。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机构搞新闻封锁，根本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因此，我不知道“平型关大捷”。而“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打的仗，国民党的宣传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

台儿庄一仗，犹如漫漫长夜的启明星，我好像看到了黑夜的尽头，高兴得难以自持，便走上街头，加入了市民狂欢胜利的行列。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中国军队也可以战胜日军，狂欢的人们为中国军队打了这场争气仗举杯庆祝，喜悦的心情难以表达。参加完庆祝活动回家，路上看见一群国军正在抽打一个农民。一问才知，国军正在抓壮丁，这个被抽打的农民由于家有老小，中途逃跑，结果被抓了回来，打得满脸是血。见此情景，我的心又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原来欢庆胜利的喜悦心情顿时跑得无影无踪了。

1938年8月，我的一家又辗转到了四川，我到成都齐鲁大学念书，家安在四川万县。可由于突遭日军飞机轰炸，我家住的房子被炸了个精光，全家顿时陷入困窘之中。齐鲁大学也几次搬迁，先是搬到万县，后又迁到川鄂交界，最后又搬到成都的花溪坝。

为了全家的生计，父亲又操起了手术刀，在一家医院做外科主任，所得收入，仅够家里的最低开销。

由于齐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不收学费，我总算没有给家里增添更多的负担。可由于成都的物价飞涨，原来够吃一个月的伙食费，连一个星期都不够了。为了省几个伙食费，我干脆取消了早餐，并把午间和晚上的食量控制到了最低限度，饿了就喝一杯开水，常常搞得头昏眼花。

可是，成都的达官贵人们却过着纸醉金迷、豪华奢侈的腐朽生活。前方的士兵在流血，人民在流泪，可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交际场所却是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什么抗战气氛。国民党官员们只知醉生梦死，可对学生中的进步力量镇压起来却格外精神抖擞。齐鲁大学常有学生突然失踪，一去不回，有的几个月后放回来了，人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精神受到了严重摧残。

五年的齐鲁大学读书生活，使我逐步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嘴脸，再也不相信他真心抗战的那一套鬼话。为了寻求救中国的真理，我开始偷偷地与进步学生接近，可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学生镇压得很厉害，同学们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易暴露身份。

齐鲁大学虽是所教会学校，但国民党当局还是给齐鲁大学派来个教务长，这个教务长是个老党棍，为了镇压进步学生，他常常派一些眼线到学生当中去刺探情报，同学们对他恨之入骨。每天，这个教务长都要主持学校内的升降国旗仪式，国破家亡，他做起这种表面文章却乐此不疲。但做任何事情总有疏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教务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降旗仪式他没有来，结果旗就没有降。我抓住这个机会大骂教务长失职，为什么该降旗的时候不降旗，这是对国家的不恭不敬，是对国体的侮辱。教务长知道后，十分生气，找到学校训导处。第二天，训导主任签署了一张布告，给我记了一次大过，看了布告，我非常气愤，伸手抓下来就撕了。这下可惹了大祸，训导主任竟然提出要开除我。后来，一位与我同乡的教授给我出主意，让我找校长去。到了校长办公室，我据理力争，指斥教务长严重失职，该降旗时不降旗，是对国旗的侮辱。我说的在理，校长也无法再包庇教务长，只好取消了对我的记过处分。

1943年，我在齐鲁大学修业五年毕业了。由于各科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学校仅有一个留校做住院医生的名额就留下了我，同时，我被加拿大政府授予了博士学位。留校做住院医生是一种荣誉，是对我优秀学习成绩的奖赏，我当时十分自豪。

可是，工作没多久，我就深深感到了压抑和苦闷。教会医院是外国人的一统天下，中国医生，即使你再优秀也只能给外国庸医当配角，外国医生十分专横，处处刁难中国医生，很少能得到临床实践的机会。工资差别也相当大，毕业的第一年，我每月拿到的工资连一件质量最差的衬衣都买不了，虽然医院提供食宿，可这样的种族歧视实在让我受不了。第二年的工资虽有所增加，可是仍然无法应付不断上涨的物价，我们的工资还不如初中毕业的护士多。为了讨回公道，也为了中国医生的尊严，中国医生决定搞一次罢工抗议。大家商议后，决定推举三位代表到院长那里去陈述，我是三位代表之一。我们的要求主要有两条：一、增加中国医生工薪；二、中国医生享有外国医生同等权利。

来到院长办公室，英籍院长正襟危坐，一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模样。他已经知道了中国医生搞罢工抗议的事，因此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在气势上压倒我们。与我同来的另外两位代表果然被洋院长的气势镇住了，一句话也不敢说，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我们找院长干什么来了？难道就让洋院长给吓回去吗？我们是齐鲁大学附属医院全体中国医生选出的代表，如果一句话也不敢说，狼狈地回去，怎么向全体中国医生交代，又如何能争回中国医生的权利？他们两个人不说我说，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不能很快升迁，最坏的可能也不过就是开除，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我用英语同洋院长辩论起来。开始，洋院长以升主治医生来利诱我，见我不为所动，又以医院医生过多需要裁减相逼，我义无反顾。洋院长见我这副豁出去的模样，知道升迁和辞退的威胁对我已不起作用，只好坐下来与我平等对话。

我把中国医生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中国医生与外国医生收入上的差别、学术上的不平等、缺少临床实践机会等问题和盘托出，鲜明地提出增加中国医生的工资，改善中国医生的待遇。如果院方不接受中国医生条件的话，中国医生保留再次罢工抗议的权利。洋院长只好答应考虑中国医生的要求，后来，虽然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没有全部满足，但我们的工资和待遇都有了改善，应该说，中国医生的罢工抗议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侵略中国大陆达八年之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白旗高悬——投降了。

成都的街头巷尾到处涌塞着狂欢的人们，他们唱啊，跳啊，喊啊，尽情发泄着扬眉吐气后的喜悦。想我中华，自1840年起，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侮辱，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物质和生命的代价，但每次都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只有这次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人民怎么能不高兴？怎么能不扬眉吐气？怎么能不油然而生民族的自豪感？一向不喝白酒的我，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买了一瓶白酒，举杯痛饮，一瓶酒喝了个精光竟然毫无醉意，只有热泪挂满了两腮。祖国啊，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盼了多少年，盼了多少代，终于盼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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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不久，齐鲁大学决定搬回山东济南。可是，连年的战争，道路交通破坏得很厉害，我们只好先坐汽车到重庆，再由重庆坐船到湖北的宜昌，然后坐火车到武汉，又由武汉乘飞机到上海，再由上海乘飞机抵达济南，在路上整整耗时一个月。

日本人被打败了，中国光复了，当个大医生，报效祖国的火焰在我胸中再一次燃烧起来。于是，我整天泡在图书馆，刻苦学习理论，对每个病人均投入满腔热情，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提高得很快，逐步显露头角。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抗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国民党当局又悍然挑起了内战，人民被再一次投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这个齐鲁大学医学部的教师、主治医生，每月的工资收入连吃碗饱饭都不够了。

院长对中国医生颐指气使，我看不惯就与他争吵起来；英籍外科主任支使我不属于应该我干的活，我就与外科主任吵。后来，外科主任见我有离开齐鲁大学附院的意思，便找到我，要让我当他的助手。这外科主任助手的位置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占据的，是对医生医术的一种肯定，而且以后的升迁也有很大好处。可是，我拒绝了，我不再愿意仰洋人鼻息，我对外科主任说：“物价飞涨，东西这么贵，工作又这么忙，你看看我吃的是什么？”我把我吃的粗劣的饭食端到了他的面前。外科主任耸耸肩走了。

没几天，外科主任又找到我，掏出一些伪币说：“这些钱作为对你的资助”。我说：“我不接受恩惠”。外科主任说：“我的前助手可是接受的。”我说：“前认是前任，我是我。”外科主任很是下不来台阶，便说：“那么，这点钱，做为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总可以吧！”我说：“很对不起，圣诞节还远着呢！”

1947年年底，我辞去了齐鲁大学附院的工作。经友人介绍，1948年4月，我辗转来到武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这时，刘邓大军已挺进了大别山，直逼武汉，国民党政府有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可终日。武汉市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

由于我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多，认识不清，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再次陷入困惑，只好躲进书斋，开始刻苦钻研学习胸外科。当时，在中国，胸外科还没有开展，吴应凯教授也刚刚开始搞。要学习胸外科，就必须到国外去。于是，我于1949年夏，办好赴美国学习的手续，在香港乘船，踏上了到大洋彼岸的旅程。

美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有了新的增强，科研水平及前沿学科均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世界名列前茅。

可是，美国远非人们想象的天堂。

刚到美国，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种族歧视，黄种人、黑种人及棕种人在美国均被称作“有色人种”。虽然黄种人在境遇上比黑种人要好一些，但所到之处仍能感受到严重的歧视。商店的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甚至连理发店的理发师也挂出牌子，上写“有保留拒绝服务的权利”，实际上就是拒绝为“有色人种”服务这种方式，来表现“民主、平等、自由”的。

到美国后，我进了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胸外科，并在芝加哥结核医院当住院医生。

在美国，如果你从事科学研究，只要你出类拔萃，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会被重视并获得较好的待遇。可是做医生，给人治病这一行就不行，一是医院里严重歧视有色人种，有色人种只能当住院医生，搞点简单的处置还可以，给病人诊断、开药、治病就不允许了；二是美国社会的很多人对有色人种医生存在着先天的偏见和歧视，认为这些来自经济落后国家的医生根本就不会治病，即使你想给他看病，他也不会让你看。

美国医生在我们这些来进修的医生面前表现得很傲慢，与我们的言谈中，时不常地就流露出“高等民族”的傲气，这一切对我的刺激很大，也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胸外科，回到祖国去，把祖国的胸外科建设好，做出世界一流的成绩，让这些“高傲的美国老爷”们看看，我中华也有世界一流的胸外科。

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黑人的境遇可谓是最惨的了，黑人的性命连狗都不如。美国医生宁愿看着黑人病死也不给治疗，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我均表示极大的义愤。

一天夜里，我值班，医院突然送来一个黑人青年，他的大腿被白人开枪打伤，鲜血汩汩地向外流，我检查后发现，这位黑人青年伤在了腿部大动脉，如不及时救治，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很快给他上好了止血带，并进行了必要的处置。这位黑人青年需要入院治疗，可我是住院医生，没有收治病人的权利。没办法，我只好给主管医生打电话，请他来处理这件事。可这位主管医生一听是黑人，立即表现出了极大地不耐烦，告诉我，立即让这位黑人青年去公立医院，我们医院没有救治他的义务。我一听火了，因为病人再折腾，失血过多，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便在电话里与他吵了起来，这位主管医生见吵不过我，只好来到医院，将这位受重伤的黑人青年收入医院治疗。

美国的医疗水平是很高的，但美国的有些医生医术并不怎么样，出现误诊是常有的事。

一天，病房里送来一个白人男孩，这个小男孩的症状是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我初步诊断后认为，小男孩气管里有异物，应立即取出。可是站在我身边的一位主管医生却大不以为然，他对小男孩检查诊断后认为，小男孩得的是肺炎。我坚持我的看法，可是由于我是住院医生，同时又来自一个黄皮肤的国家，没有人认为我的诊断是正确的。小男孩被当做肺炎来治疗，没过一天小男孩就死了。第二天做病理，主管医生打开了小男孩的胸，指着小男孩略有炎症的肺对我说：“密斯赵，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孩子确实死于肺炎。”

我不这么看，因为气管里有异物，阻塞呼吸，肺部也是会发炎的。于是，我建议切开孩子的器官做进一步的检查。美国那时的病理检查与当今我国的检查不同，只切开脖子下面的气管。经检查，确实没有异物，这位主管医生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准备收工了。“请等一下。”我操起手术刀，切开了小孩气管上部：一粒大黄豆正好卡在那里，这是置孩子于死地的最根本原因。在事实面前，这位主管医生的手有些发抖了，他不得不承认我的诊断是正确的。

通过这件事，美国医生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我的诊断不再被他们忽视，院长在很多场合多次夸奖我的临床经验。在美国很有名气的科主任多次对同行说：“在芝加哥医院，论水平我第一，赵先生第二。”

为了尽快掌握胸外科手术技术，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我充分利用了每一点时间，须臾不敢荒废，决不放弃每一次求教的机会，也决不放弃每一次实践的机会。学业日渐长进，医疗水平日渐提高，逐渐在美国同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美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但不少美国医生对中国对中国人还是抱有很好的感情的。这说明，种族歧视在美国也并不那么得人心，美国人民是友善的，友好的，他们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相处。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东方神秘国度的中国，他们更是渴望了解。

在美期间，我经常被有关方面请去介绍中国的情况，通过我的介绍，东方古国在他们心中不再是神秘的、被曲解的、留有辫子的“东亚病夫”，而是一个与他们一样，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彼此增进了了解，也就加深了友谊。我的儿子在美国出生，很多美国朋友来到我家里祝贺，并带来了表达美好心愿的礼物。我的妻子患病，医院的一位内科医生把她接到家里去调养。此情此景，十分令我感动。

1951年底，我进修的学业即将结束，准备在1952年回国。于是，我便给美国移民局通信，要求办理回国护照。

不久，就接到了移民局的回信，信中称，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已处在战争状态，学医的中国留学人员不允许返回中国，如果有人偷渡回国，将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接到移民局的信后，我心急如焚，难道我们将永远成为没有祖国的流浪“白华”，客死异乡吗？学业已经修完，住院医生的微薄薪水已难以维持家庭的开销。一位美国朋友见我们生活困难，便问我妻子：“赵先生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医生了，为什么不自己开业呢？”我妻子对他说，由于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没有永远居住权，按照美国的法律，我们不能独立开业。美国朋友说，我可以帮你们找个律师，来为你们办理手续。我妻子当时认为，这事说说也就过去了，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美国朋友办事很认真，1953年秋，我突然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通知中告诉我，让我带着妻子、儿子到移民局去。我当时以为是我们的回国申请批下来了，因此显得特别高兴，第二天就与妻子和儿子来到了移民局。移民局官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待我们坐好后，这位官员说：根据你们的申请，我们做了一年多的调查，认为是合适的，我们将给予你们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我和妻子都愣了，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经过回忆，妻子想起来了，一年以前，一个美国朋友曾经说要帮我们找律师办理永久居住权的事。可是，我和妻子根本就没想成为美国公民的打算，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尽早回国，为祖国效力。

移民局官员指着桌子上的一份文件说：“赵先生，请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并且要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在留居理由一栏写上：由于受到中共当局的政治迫害，请求政治避难。”

听到移民局官员说这些，我先是十分诧异，继而转为愤怒：“先生，您这样说是不合适的，我不能按照您的要求签字。”我尽量压住怒火，对移民局官员说。

“为什么？赵先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说？”移民局官员对我的话表示很不理解。

“我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也未听说中共方面要对我们这些留学海外的学子欲实施政治迫害。”我义正辞严地对移民局官员说。

“共产党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干出来的，我劝赵先生还是放弃你那些天真幼稚的想法。你的国家不会相信一个从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回来的人。”移民局官员用一种嘲笑的口吻对我说。

“你说的这些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我的父亲在中国仍然在当他的外科医生，我的弟弟目前还在中国上大学。前几天，我还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在信中，他告诉我，他在中国生活得很好，政府对他很友好、很重视。如果中共方面不相信我的话，我的父亲和弟弟势必要受到株连，可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很愉快。您的话是站不住脚的。”

移民局官员气得脸色铁青，对我大吼：“既然中共当局对你如此厚爱，你为什么还要申请永远留居美国呢？”

“我和妻子没有提出过永远留居美国的申请，至于我们为什么被叫到移民局来更使我们感到莫名其妙。”

美国朋友替我们办理留居美国的手续完全是出于好心，也许，这位美国朋友永远也不会明白，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我们感谢这位美国朋友的友谊，只是他太不了解我们了。

移民局官员气得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对我说：“我恭喜您了赵先生，您将永远也不会取得在美国独立行医的执照。”

我气愤已极，抓过办公桌上的那张永远留居美国的申请表撕了个粉碎。不允许中国医生独立行医，又不允许中国医生返回祖国，这种强盗逻辑恰恰发生在自封“自由世界”的美国。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和妻子思念祖国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炽烈。为了聊寄思乡之情，我和妻子均十分注意从新闻媒介中了解祖国的只言片语。可是，美国的新闻并不真实，更不自由，有关中国的报道少得可怜，即使有也是歪曲报到。返回祖国遥遥无期，我和妻子只好在焦虑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54年春，朋友告诉我一个消息：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将要进行资格考试，只要在美国受过两年以上专科训练的医生，不管是否是美国公民，只要考试合格，即可取得在印第安纳州独立行医的执照，不需要办理其他手续。这信息多少有点让我兴奋，因为，如果能独立行医，家庭生活就会有较大的改善，至少可以在被允许回国之前不致使家庭生活过于窘困。

来到印第安纳州，我见到了和我处境相同现在在301医院工作的苏鸿熙教授，我们两个都报了名。可是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我和苏鸿熙教授都没有参加。因为我和苏教授都看出来了，印第安纳州也不是一块净土，别看主持考试的有关部门嘴上说得好听，什么不分种族、不分国度，只要考试合格，均可独立行医。实际上，他们的这次考试是专为美国医生准备的。从报名，安排考场到考官对我们的态度，均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所谓“种族平等”无非是个漂亮的幌子。我们即使参加了考试，也会被以“考试不合格”搪塞回去的。这样有辱中国医生名誉的考试，我和苏教授当然不能参加。

1955年初，我终于得到了可以返回祖国的通知，当时高兴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终于要回到我魂牵梦绕的祖国去了，泪水不禁湿润了我的两腮。得到这个通知后，我立即写信给当时也在美国学生物学的弟弟，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同时嘱咐他尽早办好回国的一切手续，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弟弟接到我的信后，也激动得难以自制，马上决定和我一同回国。弟弟的女朋友也决定一同回国。

几天来，我激动得睡不着觉，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父亲新近的来信，父亲在信中介绍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国家正在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来自祖国的消息让我振奋，也使得我回归祖国的心情更加迫切。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盗用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半岛发动侵略战争，但在中朝人民的奋勇抗击下，美国没有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这对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但却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美国的中国学子们为中国人民取得的胜利而感到骄傲。那些见了中国人就向我们比划脑袋后面上有辫子的人，见了我们再也不敢比比划划了。铁的事实，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被人瞧得起，就必须强大起来。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海外的中国人才能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

从父亲的来信和在美的中国留学生那里知道，中国被战乱破坏的经济正百废待兴，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为了回国后减少国家负担，回国前，我和妻子到商店购买了大量布匹、床单、服装，捆扎成了大大小小很多包，准备带回国内；而家里的家用电器，包括电视机由于回到祖国用不上，我们决定不要了。

回国的日期日益临近，我的家也逐渐热闹起来，几乎每天都有美国朋友或医院的同行到家里来。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多，再加上受了美国新闻媒介歪曲宣传的影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劝说我不要回中国去。他们认为，只要中国的海外学子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立即会受到政治迫害，好像共产党国家是一座人间地狱。

虽然有这么多人劝我不要回国，但我回归祖国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尽管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知不多，但一个过去长期受外夷凌辱的国家，现在高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杆，甚至敢于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相抗衡，并且能战而胜之，就凭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就足以令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伟大的祖国就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学成归国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留学到国外的人是很难想象祖国在我们的心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然而，回国的路却不是平坦的。

1955年5月的一天，我的家里突然闯进两个美国彪形大汉，看了他们的证件，我才知道，这两个彪形大汉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其中的一个懂中文，说着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问我为什么要回中国去？

“我的进修已经结业，况且美国政府也允许我们回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些。

“你难道不怕回国后受共产党迫害吗？你的家人中是不是已经有人受到了迫害？”懂中文的联邦调查局的人严肃地问我。

“据我所知，我的父亲及家人在中国生活得很愉快，他们没有受到迫害。”

“你应该清楚，赵先生，你是在共产党即将完全统治大陆的前夕来到美国的，你没有为共产党作出什么贡献，共产党是不会轻易相信你的，况且，共产党的政策反复无常，今天你没有受到迫害，也许明天受到迫害的就是你。赵先生，不要太书生气了。” 美国当局又搬出了他们惯用的“迫害学说”。

“我相信我的祖国，她决不会拒绝他的儿女的赤诚之心的。”对这个联邦调查局家伙的话我很反感。

见他的话在我这里不起作用，这家伙的脸色就有些变了，对我使出了杀手锏：“赵先生，既然你非要回中国去，我们也没有办法。可是，你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依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你的儿子已自然取得了美国国籍，是美国公民，能不能让你把你的儿子带到中国去，由我们决定。”

联邦调查局的两个彪形大汉说完这些就走了。

我和妻子的心情十分紧张，难道美国当局真要把我们的儿子扣下吗？

以后的几十天里，我和妻子始终提心吊胆，对儿子倍加看护，生怕什么时候闯进人来，硬夺走我们的儿子。

大概因为联邦调查局方面觉得，硬性夺走我们的儿子毕竟不符合儿童监护的有关法律条文，虽然联邦调查局方面对我们的监视加强了，但却没有动我们的儿子。可是，我和妻子却终日紧张。

1955年7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终于盼到了回国的这一天。

由于怕联邦调查局的人找我们的麻烦，凌晨我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天刚麻麻亮，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便悄悄来到了旧金山港码头。码头上已聚集了不少等待登船的中国学子，这说明他们归国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恐怕他们也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骚扰、阻挠和恐吓。大家见面后，彼此握手拥抱，兴奋不已。尽管很多人彼此并不认识，但共同怀有的爱国之心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总算等到了登船，港口当局对我们进行了近乎刁难似地检查，但大家都平安过了关。

一声汽笛长鸣，轮船驶离了旧金山港。

由于我们乘坐的是一艘客货混装船，船东为了装货，需绕道而行，由旧金山起航至洛杉矶，再由洛杉矶至夏威夷，由夏威夷至日本的横滨，再由日本的横滨至菲律宾的马尼拉，最后才由马尼拉抵达香港，整个航程需要三个星期，比我去美国整整多出一个星期。

船刚驶离旧金山码头，船上的中国学子们便活跃起来，互通姓名、籍贯及所学专业，畅谈回国后的打算。大家完全沉浸在返回故乡的兴奋之中，完全没有料到船上即将发生一件让人心惊动魄的事情。

谢先生在美国主修的是高能物理，他的妹妹也在美国，并且已经取得美国国籍。谢先生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妹妹还在病中，他就毅然地登上了返回祖国的班轮。据他自己讲，他能登上返回祖国的班轮是经过几次历险才达到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抓准他个性懦弱的特点，曾多次阻挠甚至恐吓他，不允许他回国。为了达到回国的目的，谢先生与联邦调查局的人捉起了迷藏，回国前，他未敢与妹妹见面，只是用书信通知了妹妹他乘哪班轮回国。

船到洛杉矶，一个美国船员通知，洛杉矶码头有谢先生的电话。谢先生很是惊异，不知这电话是谁打来的。谢先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岸，半个小时后，谢先生才回来，神色很是黯然。

原来，当谢先生的妹妹接到哥哥的信时，班轮已经从旧金山起航，他的妹妹便询问港务部门，得知了轮船到洛杉矶港的时间，船刚靠岸不久，她便把电话打了过来。

谢先生对我们说，她妹妹在旧金山给他打来电话，说她的病情现在很严重，今天又开始咳血，让谢先生下船赶回旧金山，暂时不要回国。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在心里画魂，妹妹有病，哥哥要管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事情怎么就这样巧，偏偏哥哥上船了，妹妹就开始咳血，大家都怀疑是联邦调查局在里面做手脚。便一起劝慰谢先生，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回国的宝贵机会，你的妹妹会得到良好的治疗的，因为肺结核病已不再是不治之症，即使你在他身边，对治她的病也无能为力。你要为自己考虑一下，如果你放弃这次回国的机会，恐怕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回国了。

谢先生泪水涟涟，看得出，他与妹妹的感情很深，在大家的劝阻之下，谢先生答应了不在洛杉矶下船，与我们一同回归祖国。

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船到夏威夷，谢先生又接到了妹妹的电话，这次电话打到了船上。

电话的内容与上次一样，还是让谢先生下船返回旧金山，并说她的病已越来越重，甚至在电话里哭起来。

谢先生的感情再一次掀起了波澜。回旧金山去，还是回祖国去，谢先生在心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大家的劝慰和鼓励之下，谢先生终于坚强起来，决定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去。

为了安慰谢先生，同时也为了保护他免遭船上敌对势力的挟持和威胁，我和船上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轮流担任“警卫”，和他谈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为他买饭。

在大家的关怀之下，谢先生的情绪慢慢好起来，话也慢慢多起来。

船到日本的横滨港。

在海上航行了几天，放眼望去，海天一色，虽觉天之茫茫，海之浩瀚，心胸开阔，但长久不见陆地，仍有一种空旷寂寞之感。因此，船一到横滨，大家就一起拥到甲板上，争睹繁华的街市，喧闹的城市。

很快，大家就发现，横滨港的气氛有点不对，码头上站着好多手拿话筒，身背照相机的人，海员刚把跳板放好，这群人就争先恐后地往船上挤。

我感觉不对劲，这群人肯定是冲着谢先生来的。我赶紧与大家商量，很快，大家决定，为了谢先生的安全，避免谢先生被这群不明身份的人劫持，我们马上把谢先生藏了起来。

这群人拥上船来，自称是记者，要采访谢先生。

中国留学生们没有搭理他们，这群自称是记者的人便舱上舱下地翻腾，最终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谢先生。

没有找到谢先生，这群自称是记者的人很是不甘心，于是，便将事先印好的小报，每个舱位丢上一份。

小报上称：留美学生谢某某遭中国大陆留学生劫持，谢本人强烈要求恢复人身自由，重返美国云云。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们中国的留学生自愿回自己的祖国，竟然被这帮人说成是劫持，看来敌对势力是要千方百计策反谢先生了。

轮船从横滨启航，谢先生坚定地对大家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回归祖国大陆的信念不会改变，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从横滨起航的第二天上午，船上的大副找到谢先生，说船长找他。

为了安全起见，我和另外几个留学生也随同前去，等在了门外。

船长也劝说谢先生不要回中国大陆去，先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他的船返回美国时，再把他带回去。谢先生断然拒绝了。

船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竟然也亲自出马找谢先生谈话，要他返回美国；台湾当局也派人劝说谢先生取道赴台。一时间，浊浪翻滚，大有黑云压城之势。谢先生顶住了压力，把一颗赤子之心献给了他的祖国。

经过二十天的海上旅途，轮船终于驶抵了终点站—香港。到了祖国的门口，大家的心情分外激动，很多人流出了眼泪。可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船是驶抵了香港，可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靠岸，船上通知我们要用驳船分批送我们上岸，并告诉我们第一批上岸，谢先生一个人第二批上岸。这显然是个阴谋，他们的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好，想在临近祖国家门口的时候劫持谢先生。大家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谢先生必须和我们乘一条船上岸，否则，我们就谁也不下船。船方见我们的态度坚决，没有办法，只好让谢先生和大家乘一条船上岸。

到了香港码头，一个人找谢先生说，他有一份谢先生妹妹写的给她的信。谢先生说，请您把信退回去，我不看。经过二十多天的历险，谢先生已经明白，围绕着他所发生的一切，绝不是因为妹妹患病，而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精心导演的一次策反，他们想用谢先生的中途返美大造舆论，达到影响其他中国留学人员返回祖国的目的，丢中国政府的脸。

到北京后，我们这些留美学子才得知，我们之所以被允许回归祖国，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高超外交艺术的胜利：我们这些归国的留学生是周总理用在朝鲜战场俘获的美军俘虏“换”回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动不已。

时值盛夏，香港的天气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在香港逗留的两天，我每天都是在大汗淋漓中度过的，感觉特别的难受。妻子是湖北人，由于在美多年，已经适应了美国西部沿海凉爽干燥的气候，因此，她也觉得香港的气候湿热难耐。最麻烦的是我们的儿子，一到香港他就起了一身的痱子，高烧不退，我和妻子急得不得了。

碰巧，我齐鲁大学的一个同学在香港就职，听说我回来了，便到旅馆来看我。老同学见面甚是亲热，我们谈了很多。他见我汗流不止，难以适应南方的酷热天气，就建议我应该到东北去工作。他对我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刚刚建成，哈医大又是学习苏联的先进学校，正需要专业人员。而且，哈尔滨的气候比较凉爽，冬天虽然比较寒冷，但室内有取暖设备，你到那里工作比较合适。尽管哈尔滨是个什么样子，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个什么条件我根本不知道，但我已打定主意，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作为我事业新的起点。

后来，当我在事业上取得一点成绩，记者来采访我，几乎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回归祖国，固然是爱国之举，既然同是为祖国服务，如果到北京、上海、广州等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工作，不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吗？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地处北疆的哈尔滨呢？我知道，记者是想让我说点拔高自己的豪言壮语。可是，我的回答多少有点让他们失望：因为我怕热。国家卫生部分配工作时，卫生部负责分配留学生工作的领导问我想到哪里工作，我毫不犹豫地说：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工作。

卫生部负责分配工作领导同志对我的回答多少有点吃惊，因为哈尔滨地处偏远，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又是一座新近建成的医院，各方面的条件还难以同北京、上海的设施齐全的大医院相比。为了慎重起见，负责分配工作的领导同志与我交谈起来，问我出国前是否到过哈尔滨，以及哈尔滨冬天的严寒等等。当他得知我没有到过哈尔滨时，便建议我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实地考察一天，然后再决定在哪儿工作也不迟。我说：谢谢领导对我的关心，我已经做好了去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工作的一切准备。

1955年初秋，我携妻子、儿子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宿舍区一间不大的平房里安下了家。医院的党政领导对我的到来很高兴，对我的工作安排也很重视，任命我为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大外科主任、副教授。盼望了多少年，忍受了多少外夷的侮辱，今天，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充满自豪地用我学得的知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了，我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

哈医大二院刚刚建成，确切地说是土建工程刚刚完工，可为了尽早发挥教学医院的功能，尽早收治病人，缓解哈尔滨市求医寻诊难的局面，从校长到教师，从医务人员到在校学生均全力以赴地参加义务劳动，整饬诊室，清除垃圾，仅用了短短的时间，二院就开诊了。

由于哈尔滨地处北疆，高水平的医生很缺。我走马上任外科主任的几天里，对外科所有医生、护士的文化水平，医术及工作能力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调查后发现，医生和护士的素质普遍偏低。为了使他们尽快成为合格的医生和护士，我除对他们严格要求之外，十分注意对他们言传身教，经常在晚上为他们补习外科基本理论，及时纠正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遇有典型的病例，我便反复给他们讲解如何诊断。手术的时候，让他们轮流当我的助手。几年下来，他们的诊断和施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很多医生已经能够独立承担一般性手术了。

我对医生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因为，作为为一个外科医生，手里拿的是事关生命的手术刀，如果由于我们的医术不到家，精力不集中，工作马虎出现了事故，轻则给患者带来痛苦，重则将断送患者的生命。因此，我根据院里的要求并参照国内其他医院和美国医院的管理模式，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坚决实行之。谁违反了规章制度，谁就要受到规章制度的制裁。

开始，个别医生和护士对规章制度遵守得不好，有的医生在办公室吸烟，高声谈笑，手术准备时消毒不彻底，头发露在帽子的外面；护士凑在一起嬉笑打闹、不按规定递手术器械，等等，如果这些事被我发现，轻则要受到严厉批评，重则我将把他们清除出手术室。手术室管理不严是要出大事的，严格要求不仅是对病人负责，更是对医生和护士负责。但人的习惯一旦形成就会有巨大的惯性，我在手术室做手术，一切井然有序，而我不在的时候，手术室就会又喧闹起来。有一次，我外出开会，手术室的秩序又乱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嘻嘻哈哈。一个护士趁大家不注意，把我放在手术室外鞋柜里的一双红皮鞋放在了手术室外长门帘的下面，手术室的喧闹戛然而止，静得出奇。当手术结束后，大家看到门帘下边放的只是我的一双皮鞋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很尴尬。这虽然是个小恶作剧，但对医生和护士来说倒也颇具警戒和教育意义。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圣坛，医生和护士向来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可是，由于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不仅有辱白衣天使的称号，对病人来说，很多事都是不可弥补的。在我的严格要求下，外科连年被评为二院的先进科室。

回国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一个搞外科医学的知识分子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1957年的“反右”还是没有幸运逃脱。白天接受批判，晚上我照样钻进病房看护病人并进行科学研究，。时间久了，酷爱搞运动的人在我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右派言行，慢慢地对我也就放松了，这也使得1959年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狗头移植的科研和实践中。

应该说，我还是幸运的。尽管当时国内的政治空气很不正常，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归国的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很好的照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家人同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饭，我和爱人的腿都有些浮肿。在此困难时期，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多次把我和家人请到他的家里，和我谈思想、谈我正在开展的科学研究，谈哈医大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请我和家人吃饭。当时任书记住的小楼周遭有一大片花园三年困难时期，任书记把花园改成了菜地，种上了玉米、蔬菜和瓜果，还养了20多只鸡。每次邀请我们去，他都要嘱咐厨师杀一只鸡，让我和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顿。他一再告诉我，国家困难是暂时的，将来都会好起来，一定要有信心。至今想来，任书记确实是一个有思想、有开拓精神而又不拘一格的领导，他的人格魅力，令我十分钦敬。

“文革”初期，我一度靠边站，院里也贴出了很多写给我的大字报，说我是“大学阀”、“赵阎王”、“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等等。对贴给我的大字报，我均仔细拜读，读后，我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因为，每张大字报虽然言辞激烈，但十分空洞，吓人的大帽子不少，但是，他们谈不出具体的东西来，这更使我觉得，对医生护士严格要求没有错。“文革”后期，我被解放，仍旧担任二院大外科主任。

但是，短短几年，二院的外科被践踏得不成样子，规章制度被砸烂了，正常的医疗秩序被破坏了，医生、护士的业务荒疏了，医疗事故也比以前增多了，手术室里竟然成了谈天说笑的场所。面对这些问题，我痛心疾首。尽管我知道搞整顿有很大的风险，但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外科主任的良心驱使我非管不可，我做好了第二次靠边站的准备。

第一板斧我就砍向了手术室。

一天，我悄悄来到手术室，发现一位医生连鞋也没有换就给病人动起了刀，当即，我将这位医生驱逐出了手术室，并责令他在全科检讨。有一次，我正在做手术，一位实习医生观摩，由于看不见我操作的全过程，他找来一个凳子，穿着拖鞋站在了上面，我立即责令他将拖鞋脱掉。因为拖鞋的泡沫吸进了很多灰尘，人的身体站在拖鞋上面，就会有很多灰尘喷射出来，极容易给患者造成伤口感染。这位实习医生不愿意脱，我严肃地对他说：如果你不脱，就请你立即离开手术室。慢慢地，手术室的秩序好转了，外科的秩序好转了。

文革期间，好多医生不再敢钻研业务，怕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业务荒疏了，势必造成对病人的得过且过，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十分焦急，为了迅速改变这一状况，我找了很多医生个别谈心，告诉他们，一个病人如果因为我们业务的荒疏造成的后果，实际上就是对人民犯下了过失，我们就不配被人们称为救死扶伤的天使。

为了刺激那些业务荒疏的医生上进，遇有复杂的大手术，我轮流让他们进手术室，不是主刀，而是观摩。作为外科医生，谁都愿意自己在业务上很强，谁都想当大医生，看见别人已经可以承担复杂的大手术，而自己还仅仅是观摩的角色，自尊心受不了了，刻苦钻研业务的医生多了起来。

有几个毕业实习的学生，热衷于在外面闹革命，进了手术室也不安分，说话粗声大气。发现这个问题，我便与这几个毕业实习的学生谈话，告诫他们：不是全身麻醉的患者，对声音的反应特别敏感，如果说话音量过大，对患者会造成很大刺激，如果你们的亲人在手术，你愿意他遭受由于声音过大给他带来的痛苦吗？我同时宣布，毕业实习的学生，在外面闹革命，可以，进了手术室就得听我的，就必须遵守手术室的各项规定，如果不遵守，就不要进手术室。你们可以给我贴大字报，即使贴了大字报，到了手术室，还得听我的。因为我拿的是手术刀，我们要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的话，对这几个毕业实习的学生影响很大，他们不但没有贴我的大字报，进手术室也安静了，“闹革命”的热情开始降温，对业务开始抓紧了，现在，他们已经成了很多医院的业务尖子。

我对护士的要求也很严格。心胸外科手术是比较高难的手术，要求医生在手术时精力必须高度集中，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同时要求护士也必须和医生配合好，护士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简洁、迅速、准确、科学、可靠。递给医生手术器械也不能出错，因为，如果一旦出现递错手术器械，不仅会延缓手术进程（有些手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而且由于医生在手术时，注意力一般集中在手术者身上，有时，护士递错了手术器械，医生往往没有发现，很容易出现手术事故，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发生，在全科会上，我反复强调，护士必须苦练基本功，必须熟悉手术的一切程序。如果哪位护士出了递错手术器械的事，我就要在全科严厉的批评他，绝不客气。

在我的严格要求下，全科上下出现了苦练基本功的热潮，在那个特殊年代，出现这样的事是很不容易的。

人体器官移植，国外已经搞了很多年，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对人体重要器官的移植还处在理论探讨阶段。为了探索人体的奥秘，使祖国的人体器官移植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在世界人体器官移植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59年9月，在二院党委和院长的鼎力支持下，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我成功地进行了狗头移植手术，这一手术共进行了10多个小时，缝合了数百根（条）血管和神经，换头后的两条狗虽然不能动，但对外面刺激有反映，眼睛能够眨动，并存活了一百三十多个小时。

这一成果发表后轰动了世界，实现了多年来我要为炎黄子孙争口气的强烈愿望。世界各国的报纸纷纷发表消息、评论，称中国的器官移植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国外的着名外科专家给我来信，对狗头移植的成功以及其对人体器官移植所产生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心脏手术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病人是在心脏停跳的情况下接受手术的，大脑没有氧气和鲜血的供应，超过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脑死亡，即使手术成功了，病人也将永远变成了植物人。因此，那个时候的心脏手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由于有时间的限制，必然造成心胸外科只能进行时间短的小手术，而对复杂的，需要很长时间的大手术就无能为力了。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把更多的心脏病人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在吸收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以二院胸外科为基地，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心脏病患者手术血液半身体外循环，并取得了成功。需要做很长时间心脏手术的患者终于可以接受手术了。

令人遗憾的是，半身体外循环手术刚开始不久，十年动乱开始了，我靠边站，掌握这一手术技术的医生有的被打倒，有的下放，半身体外循环手术只好搁置下来。直到1972年，这一手术才恢复，但已今非昔比，国外已将这一手术技术发展成熟，并有所创新，国内的有些省份也走在前面了。

二院党委痛下决心，党委书记、院长找我谈话，鼓励我一定要把半身体外循环手术抓好，尽快赶上国内同行。

粉碎“四人帮”不久，二院责成我带队到北京、广东等开展半身体外循环手术较好的大医院参观学习，并进行了人员培训，很快，二院的心脏半身体外循环手术成熟起来，在此基础上，我又带领全科医生率先在全国搞起了全身体外循环，这一手术也获得了成功，在全国的心胸外科界引起了轰动。

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水平，针对我国高精技术比较落后的现实，我和科里的同志们研制成功了生物瓣膜（软支架），为心脏换瓣手术奠定了基础。这一成果，获省科技大会一等奖，1979年应用于临床，获省重大科研成果三等奖。二院的心胸外科在全国名声大振。

为了把二院外科建设成医疗、科研基地，1980年，在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二院外科又添设了一千五百平方米的建筑，建立了心血管外科研究室，研究心肌保护，很多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同时开始心脏移植手术。

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是在两千多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基础上取得的，是二院长期致力于心肌保护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二院心胸外科的医生在长期研究和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终于创下心脏移植存活时间亚洲最长的纪录。

文革后，我参加了四部重要医学着作的编着工作，它们是：《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分册；《心胸外科手术学》1985年第一版，1990年再版；《心胸血管外科学》（1986年出版，经修订，已再版）；《外科基本功》（1987年出版）

从1980年到1988年，我作为心胸外科导师，共培养了15名硕士研究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了医院里的业务骨干，有的出国深造，在业务上又有新的突破，享誉欧美。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愉悦和自豪。

做医生，就该学白求恩。

由于受十年动乱的影响，社会上刮起了很多不正之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医院里的个别医生开始收病人家属的“红包”，而且愈演愈烈，严重败坏了医生的名誉，在社会上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手术刀成了个别医生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医院成了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望而却步的地方，长此下去，其消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外科开会、研究生上课，我都要强调：一个医生，不论他的技术有多么高超，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医德，把手术刀当成自己谋取钱财的工具，那么，他就不配被冠以医生的称号。我常对他们讲，白求恩也是位外科医生，而且还是加拿大人，可他却来到了中国，为八路军疗伤治病，甚至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反帝事业。难道他是为了到中国来挣钱的吗？难道他是为了收八路军的“红包”才给他们做手术的吗？白求恩并不是不知道中国苦，也知道八路军物质条件很差，可他却抛出满腔热忱为病人服务，他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祖国。难道我们中国的医生，行使自己的天职，却非要收自己同胞的“红包”吗？难道我们对待自己的同胞还不如一个外国人吗？

做医生，就该学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求别人做到，我自己就首先做到。

在国外求学，我饱受了种族歧视之苦，因此，我把回国后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并受到他们的尊重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对待病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医生最起码应做到的。

每个由我手术的病人，在术前，我均要做认真细致的诊断，术后，我均要对病人实行看护，对危重手术患者，我甚至坐在病床前看护一夜，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险情，直到患者稳定下来。无论寒暑风霜，经我手术的患者，每天晚上我都要去病房看望，直到他们康复出院。

不少人可能认为，我这个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一定很有钱。确实，如果我忘记了医生的天职，昧了良心，恐怕我也会“挣”到很多钱。可那是对自己的人格的一种廉价出卖，是对医生这一神圣称号的背叛，拿了病人的“红包”会烧得我终日不得安宁。

钱，并不是坏东西，但对钱的贪婪却能污染一个人的心灵。

我这个人对物质生活要求的不高，过得去就行。如果追求物质条件的优越，我就不会从美国回到祖国来了。当时，我们知道祖国很穷，物质条件没法和美国相比，但我不爱钱，我爱事业，我深信我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我能在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来，我也深深感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党和政府为我在事业上取得成绩创造了很多条件，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怎么能够用人民给我的知识去捞取不义之财呢？

最近几年，我曾几次去国外探亲，每次出国前，有人认为我不会回来了，也有人劝我干脆就到国外定居算了，一辈子辛辛苦苦，为中国的胸外科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到老年，去国外享几年清福也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我每次出国探亲都准时回来，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不具备定居国外的条件。其实，我是归国华侨，又有直系亲属在国外，若定居国外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回来？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很少人能够理解，在我们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心中祖国一词的分量。

科学无国界我赞成，因为地球上的一切科学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科学家有祖国，无论这个科学家所生的国度是穷还是富，他都是这个国家的儿子，他有义务用他掌握的知识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把他的科研成果献给世界，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祖国，这才是一个高尚的科学家。 

1956年，我加入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隶属的基层组织是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哈尔滨分社。那时的哈尔滨分社只有不到10人，有幸同刘恢先、胡祥鼎等海内知名的科学家同处一个分社。

社内的同志们对我真诚关怀，热心帮助，使我这个回国不久的游子真正体会到了组织的温暖，也渐渐对祖国的国情熟悉起来。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党和社组织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重视，更激励我在事业上奋发拼搏，多做贡献。

1958年，我被党和社组织推荐为哈尔滨市第二届政协委员；接着又当选为哈尔滨市第三届和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届至第七届哈尔滨市政协副主席；1979年—1993年，又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被选为哈尔滨市侨联副主席；1980年当选为黑龙江省侨联副主席；1985年当选为省侨联主席；1984年当选为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1992年当选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主委；1993年当选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

1991年11月，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到1997年，在我任社省委主委期间，我带领社省委一班人认真行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自身建设和社会服务职能，以国家兴旺、民族进步和振兴黑龙江经济为己任，实现了省政协1号提案三连冠，社省委两次被社中央评为提案“突出贡献奖”、两次被省政协评为“提案工作先进单位”；多次呼吁兴建尼尔基水库并最终被政府采纳实施；在全国首次建立的“议政日”制度，使参政议政工作有了重要抓手并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投入社内专家并得到政府资金支持，使濒临倒闭的青冈溶剂厂起死回生。

我自知对祖国和人民贡献不多，可祖国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使我时时感到不安。我将把这些荣誉看作是对我的鞭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发挥好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团结更多的归侨、侨眷一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贡献全部力量，以完成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

采访时间：1997年3月--5月底共进行4次访问。已经赵士杰夫人骆美惠女士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