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根荣口述史

生不逢时，我出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年代。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中国经历了连年战乱，国力衰微，日军在攻陷北平后，迅速占领了整个华北，战争的铁蹄很快就踏入了华东，没多久，上海陷落，南京惨遭屠城，宁波遭到狂轰乱炸，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年我父亲在上海轮船公司当海员，大姐已经出嫁、大哥在上海五洲药房当学徒，母亲带着二姊三姊二哥住在宁波，而且身怀着我。宁波遭到轰炸之后房屋倒塌，家产尽毁，无法生存，母亲只好怀着身孕，带着姊姊哥哥逃向祖籍浙江绍兴夏履镇。     

1938年2月2日，我在逃难中降生。不久家乡也被日军占领。我的幼年是在恐惧、饥饿中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一件愉快的事情。

1945年，日寇投降，中华民族取得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我家的情况也大有好转，父亲工作稳定，大哥学徒期满成了正式职工，二姊三姊也都出嫁了，二哥不久又去上海当学徒，家中只剩我和母亲。父亲和大哥每月都有钱寄来，经济大有改善，我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对孩子的教育也很重视，过去只是没有条件，我的哥哥姊姊都没有上过学，使她很感内疚。“我们家必须有个读书的。”怀着这种信念，她把我送到学校，这使我终身难忘。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全国人民盼着解放的时候，我家却发生了重大变故。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29），父亲供职的上海轮船公司太平轮在驶往台湾基隆港的途中，在舟山海域与从基隆开来的“建元轮”相撞，两船迅速沉没，这次海难仅太平轮上就有近千人遇难，生还者廖廖无几。被媒体称之为“东方泰坦尼克号”。

1949年1月是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最后时刻，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已被解放军彻底消灭，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宣布下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大陆的彻底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太平轮惨案的信息很快在公共领域内消失，悲痛只留在遇难者家属的心中。

父亲遇难，国民政府不管，上海中联航运公司也宣告倒闭，也没有什么赔偿，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没有经济来源。加之物价上涨，全家生活立即陷入困顿。母亲一病不起，我缀学回家，二哥学徒刚满，本可以在上海工作，为了照顾母亲和我，不得不回乡务农。靠租种地主土地的微薄收入糊口。幸好，这样的日子不长，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不久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了土地、山林和农具，生活有了保障。1951年，母亲去世，我只有13岁。哥哥姊姊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又把我送上学校，1953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萧山县初级中学（当时家乡的行政区划归萧山县管辖）。学校离我家约有40多里路，步行需4个多小时。我只能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当年学校的条件相当艰苦，教室和宿舍十分破旧，四处漏风，夏天酷热难耐，冬天湿泠刺骨，生活虽然艰辛，但政治热情和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我入了共青团，当了团干部。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哥哥和姐姐们希望我报考中专，毕业后就可以工作并自食其力，这的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母亲的遗愿总是留存在我心中。当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公布时，我名列前茅，被保送上高中，我毫不犹豫地进入萧山中学高中部。

进入高中后，我被选为校团委副书记，接着又被选为萧山县城厢镇人大代表，当年我正好18岁。高中生活既紧张又愉快，人生的目标也从这个时候就确立了。祖国的建设日新月异，急需各种建设人才，我学习比较刻苦，数、理、化成绩较好，立志做个有成就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当我高中毕业前夕，决定报考一个高质量的工科院校。1959年夏，我参加当年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力学系工程力学专业录取了。基本满足我的志愿。

对于哈尔滨，我了解甚少，它是新中国解放最早的一个大城市，也是离苏联最近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工业大城市，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有多项在哈尔滨，有许多苏联专家在哈工大和援建企业中工作过。在历史上，金兀术曾把南宋皇帝俘获到那里“坐井观天”。在我想象中那里的人们一定非常勇猛能干，内心充满着很多好奇和憧景。

1959年9月，我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先到上海，在大哥家待了两天。我也是第一次到上海，外滩和南京路的高楼大厦、繁华商业我第一次感到现代大都市的景象，很开眼界。当时上海至哈尔滨没有直通列车，必须在济南转车，而且南京长江大桥正在施工，还未建成，火车过江必须轮渡。因此从上海到哈尔滨也得花上四天四夜的时间。离开浙江的时候还是炎热无比的“秋老虎”，到了哈尔滨已是感到寒意的深秋了。一下火车，哈工大的校车在车站等着，上车之后，当校车抵达喇嘛台时，我震惊了俄式建筑太漂亮了，大直街马路宽广，哈工大是所“马路大学”，大直街南边是土木楼、电机楼、主楼、机械楼等现代化建筑，北边是化学楼、物理楼、力学楼，图书馆等俄式建筑，外观也很漂亮。整个南岗绿树成荫，加上秋高气爽，心情非常愉悦，对哈尔滨的第一印象很好。

哈工大毕竟是名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年轻有朝气，李昌校长资格老，水平高，开学不久召集了十几名新生代表去他办公室开座谈会，我也参加了，给我们作了富有启示的谈话，深受鼓励。分班之后，我被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

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哈尔滨的几个新同学带我们几个南方同学到道里松花江边玩，当我们经过中央大街时，脚踏大石块铺就的宽广马路，两边没有上海南京路的繁华，但建筑的多样性和俄式建筑使我陶醉，一到新建的防洪纪念塔，看到宽广的松花江江面和纯净的松花江水顿感心旷神怡，尤其是江边一个个俄式小亭，我们在那里喝着大杯啤酒，吃着俄式大面包和红肠，真感到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美丽舒适的地方，特别是哈尔滨的几个同学无论是男是女，个个热情大方，豪爽待客，更使我们感动不已。哈尔滨景好、人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许是我在哈尔滨成家立业，度过终生的理由。城市和人一样给人第一印象好，甚至会“一见钟情”，城市第一印象好能使人贡献终身。

在哈工大5年的大学生活恰好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多数地方处于饥饿状态，黑龙江本是粮仓，但要支援全国，也搞得很紧张，由于副食短缺， 30斤粮根本不够吃，特别像我这样身高体壮的人更感困难，吃多少也不觉饱。我记得1960年回家时，食堂给带了三斤饼干，在火车站等车时就吃完了，幸好，那时火车上免费供应便餐，一次每人2个烧饼，我当旅客代表多给二个，勉强能吃饱，到济南转车，市场上水果比哈尔滨多也比较便宜，就猛吃一通。我的一个校友就吃成胃穿孔，立即送往医院手术，当他治愈出院时已近开学了，没有回家，直返学校。当年这样的情况不少，长时间的饥饿，油水少，胃壁很薄，食量过度，很容易胃穿孔。

困难给人带来不幸，但也能促使人健康成长。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我对粮食看得特别宝贵，珍惜每一粒粮食，在我的生活中从来不轻易浪费粮食，把剩菜剩饭都要吃得一干二净。甚至到被人瞧不起的地步。珍惜学习机会，困难时期人们的思想变得相对理智，查找困难原由，“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给我印象特深。使我在成长道路上变得冷静、理性和实事求是。大学五年，政治上相对平静，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起早贪黑把每门功课都学得较扎实，为毕业后从事工程技术打下了稳固的专业知识基础，深感幸运。

1964年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该厂是一个拥有上万名职工的国营大厂，主要生产轧钢、锻压、冶炼设备，还为发电设备、核反应堆、矿山机械等提供大型锻钢件。真是共和国的骄子。六十年代初期，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同志发扬“江南精神”用简陋的土设备和“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制造出了我国首台万吨水压机，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家喻户晓。实际上此时，第一重机厂已经用捷克的设计图纸用洋设备生产出一台一万零五佰吨的超万吨水压机。在当时条件下，世界上能够制造出万吨水压机的国家屈指可数。我国已名列其中，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成就。我记得1965年李宗仁先生来厂参观时，看到现代化的厂房和大型设备，特别是万吨水压机的现场操作，使他感到万分惊奇，解放之后短短的十几年祖国的变化之大必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吃了两年饱饭之后，政治运动又起。先是“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由于自己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新兵，既不是运动的对象又不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因此有较多时间和精力去熟悉业务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为自己在大学专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飞行器的强度，（飞机、火箭、导弹等），而现在需要研究重型机械设备的强度，两者差别较大。前者使用寿命较短，安全系数较小，载荷应力较高；而后者,使用寿命长，安全系数大，载荷应力低，象轧钢机要严格控制变形，因此我努力了解轧钢、锻压、冶炼三大设备设计结构、工作原理、工艺过程和各种工况下的受力条件。另一方面尽量利用轧钢机研究所强度室的试验设备研究实验应力的方法。因为当时由于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的限制，强度研究很大程度上基于实验应力分析方法，即电测法和光测法等。电测法我在学校已经掌握，而光测法只在理论上学习过，并未实际操作，这段时间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习机会。我连续操作了1700轧机和6170轧机机架的光测应力分析，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为这两种大型轧机机架的结构选型提供了试验依据。

一重规模大，在机械工业部中的地位很高，干部也都高配，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部里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沈鸿副部长在总结两台万吨水压机设计制造经验的基础上所作的“我国机械工业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曾经风趣地极其形象地提出了“手超”与“脚超”的概念。照搬图纸或简单地模仿、放大是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水平的，他把这种方法喻为“手超”。只有在理解先进国家设计思想，掌握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予以改进提高，才有可能超过别人，这就是“脚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手超”只能做到形似，“脚超”才能做到神似。这个充满辩证法和具有深刻哲理的报告对我的指导意义非常深远。

1967年夏，我通过交换对调的方式，调到了哈尔滨锅炉厂，与结婚两年的妻子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当时的哈尔滨锅炉厂也是文革重灾区，因为有一位省革委会的副主任，着名的造反派头头聂世荣就是从哈尔滨锅炉厂出去的。好在哈尔滨锅炉厂是国家电力生产骨干企业，无论谁掌权都不能不抓生产。特别是毛主席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之后，电力工业更需要先行发展。富有生活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领导又恢复工作，工厂的生活和科研工作转入正轨。当时，检测锅炉强度还没有开始采用光测法，虽然与天津大学签订了一份开展光测法的合作协议，但由于文革，大学已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法执行协议。仪器设备已经购入，但没有人会用。我在重机厂已经搞过多个课题的光测工作，所以轻车熟路地就把光测工作开展起来，先后做过球形容器、液压釜等多个课题的研究工作，为选型设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工厂搞强度研究工作，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有很大的不同，碰到的实际问题多，解决问题要求急。不仅需要力学专业知识，而且对结构、工艺、概念和运行情况都要有全面的了解，否则很难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七十年代中期，哈尔滨锅炉厂生产的若干台锅炉的汽包集中下降管根部焊缝出现裂纹，当时刚刚复出主抓技术工作的吴怒三总工程师多次召开会议，查找原因。会上我认为从受力情况分析，如果这条插入式角焊缝全部焊透的话，不应该使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出现裂纹，其原因很可能是这条焊缝没有焊透，甚至是很大的未熔合缺陷，锅炉起动和停运过程中，热传导不连续引起的温度应力与由内压引起的载荷应力叠加形成很高的峰值应力，使未熔合缺陷端产生疲劳裂纹，逐渐向外扩展所致。吴总听了我的观点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就把已经拉回工厂的汔包下降管管接头进行切割，结果与我判断的完全一样，确实存在大面积的沿管接头插入部分周边连续的未熔合，严重的地方深度达到40—50mm。因为当时这条角焊缝的探伤技术尚未过关，出厂时是不检查的，加上文革期间管理混乱，只抢进度，不重视质量，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是不难理解的。之后，吴总一方面把切割下来的管接头放在车间展览，不仅教育广大职工群众，也教育车间的领导者，必须狠抓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又抓了这条角焊缝的探伤技术攻关，解决了探伤难题。从此以后，这条角焊缝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重大质量问题。吴怒三总工程师，当时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确是哈尔滨锅炉厂历史上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干部。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我立即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又一个春天来临了。文革中，当了十年左右的“逍遥派”，其实在我的心里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政治。我深知，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绝不可能无休止地动乱下去，拨乱反正是迟早的事。“四人帮”倒台后，飘荡在中国上空的“极左”乌云，正逐渐被一股强劲的风吹散，充满希望的未来很快就会到来。必须做好准备。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

对外开放，学习先进技术，必须要有相应的外语知识。我在大学主修的是俄语，第二外语是德语。补学英语显然十分必要。我报考了黑龙江大学业余英语大专班，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英语，经过两年的艰苦学习，我拿到了黑龙江大学英语的大专文凭。

机遇，总是提供给有准备的人。

1981年----1982年，受国家委派，我前往美国燃烧工程公司（简称CE公司）设计总部参加我国第一台600MW亚临界锅炉的设计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水管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标准”，为此跑遍了全国主要电站锅炉制造厂、发电厂和与锅炉制造业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单位，使我比较清楚地了解了我国锅炉制造业的现状和结构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电站锅炉制造业虽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但高压和超高压锅炉基本上是在前苏联上世纪五十年代产品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尽管采用了一些新的结构措施，也有一些小改小革，但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强度计算，说到底，我国电站锅炉的结构设计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要使我国锅炉制造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向大容量、高参数发展，然而设计建造大容量电站锅炉要解决很多技术难题，其中解决结构设计中的系统强度无疑也是一个关键课题，也正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任务，来到了美国CE公司。

美国CE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也是全球电站锅炉设计制造业的翘楚。因此，学习先进技术，掌握计算方法，尽快改变我国电站锅炉设计与制造的落后面貌，成了我一心追逐的理念。凭着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在美期间，广交朋友，广泛收集资料，结合考核机组的设计进程，对各个系统进行多方案反复计算，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带回上百磅的技术资料和计算数据，真可谓“满载而归”。回国之后，又日夜兼程，翻译资料、整理数据，参阅理论文献，写成了“大容量电站锅炉结构设计中的压力分析方法”（计50万字）和“引进机组受压元件强度计算方法”（约10万字）。当时已调到机械工业部任总工程师的陆燕荪同志看了之后，决定在全国锅炉行业的设计、制造和研究单位介绍这一方法，举办多期培训班，还请我到上海锅炉厂、苏州热工所等单位讲介。在1985年机械工业部电站设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验交流会上，我以“消化吸收移植美国燃烧工程公司应力分析技术，提高国产大容量电站锅炉的结构设计质量”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受到了广泛好评。为了总结我国八十年以来制造火力发电设备的实践经验，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决定编写“火力发电设备技术手册”，我又承担了《锅炉》卷中的强度章的撰写任务。

进入21世纪，包括哈尔滨锅炉有限责任公司在内，我国电站锅炉的设计制造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过去设计制造一台600MW的亚临界级电站锅炉在国内业界已引起很大震动，被认为是迈出了巨人的步伐，拿到了国家质量金奖。而今日1000MW的超临界锅炉机组已经制造出来，使我国的锅炉制造业的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以自信和昂扬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几代中国锅炉人顽强拼搏的结果，其中也有我的一份付出。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1983年，我光荣地加入了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我是文革后，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在黑龙江省恢复组织活动以后最早加入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的少数人之一。

上中学时，我对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就有认识，许德珩、周培源、茅以升、王淦昌、邓稼先等驰名中外的大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一直是我心仪的目标和崇拜的偶像。我一直想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辛勤工作和聪颖智慧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尤其是国家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后，我对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国家要振兴，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头脑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而要实现上述发展，民主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科学就会被束之高阁，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民主，就谈不上科学，没有民主，象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面貌就不会改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就无法发挥。因此，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令我十分神往。更让我感到振奋和自豪的是，我身边的这些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社员均是人品高尚，学有所成，学贯中西的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让我受益良多。更让我增添了奋发工作的动力。

1984年10月，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黑龙江省委员会成立，时年46岁的我被选进主委班子，担任副主委，是班子成员中年纪最轻的。主委刘恢先院士（当时称中科院学部委员），班子成员以及方方面面的老领导、老同志给予了我很多鼓励、很多支持和帮助，至今想来，心里依然感到温暖。

1988年，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黑龙江省委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副主委并调社省委担任专职副主委。在此前的1986年，我被选为黑龙江省政协常委并兼任副秘书长。1989年1月，我首次当选为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9年2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为落实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赋予民主党派真正的参政议政权限，决定任命我为黑龙江省技术监督局副局长，主管质量监督、质量管理和科技法规三个处，同时仍任社省委专职副主委，身兼两副担子。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共省委第一批任用党外人士担任政府的副厅级的，从我的政治经历看，从事党派和政协工作时间较长，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比较了解，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和基本任务比较明确，对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大业，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认识明晰。

从事政府工作，还是平生第一次，质量监督、质量管理和科技法规三个处是省技术监督局的主力处，地位重要，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来管和领导，说明党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对我来说，虽感到有压力，但更觉得使命光荣，我必须要争气，以不负党的信任、组织的培养，干好工作，为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争光。

从此，我便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政府工作规律，努力钻研质量监督和消化并整理有关质量管理和监督工作，很快，我便能顺畅并专业地开展政府工作了。

经过两年多的政府工作实践，我主抓的三个处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省委统战部分别召开了党外副厅级以上政府领导干部座谈会，让我结合从政实践，谈点体会。我有点为难，毕竟政府工作经历不长，不可能深刻而又面面俱到，只能谈一下体会最深的几点：

1、党外领导干部更需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必须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党外 从政人员一般是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也有学习管理知识的能力，搞好分管范围内的业务领导工作并不困难，经过努力很可能 成为一个实干家，而在政治上由于种种原因，硬不起来。客观上，由于不是中共党员，怕谈政治别人不听，主观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有党组织和中共干部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两者都会促使自己只务实不务虚。可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非常不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对于领导干部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要求的。因为党外领导干部同样是党的干部，不仅有义务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党的基本路线，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9年，党内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每个局领导成员都讲一课，两个小时的讲课内容，我足足花了40多个小时的备课时间。在讲课中，我理论联系实际，有理论有实例，深入浅出，讲课效果不错，得到党内很多同志的好评，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鉴于这些年来，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借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1989年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表明，在所谓“民主”的问题上制造混乱，对知识界，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最大，危害也最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结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的实质了解和对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深切体会，撰写了题为《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文章，对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如何建设人类社会历史上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不仅在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内部宣传，而且在黑龙江省技术监督局中心学习组也作了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认为：党外领导干部更需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这不仅是政治的需要，多党合作的需要、从政的需要，也是对民主党派成员政治素质的必然要求。党外领导干部讲政治，会使局领导一班人更团结协调，也会使你的讲政治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讲政治要求理论上认识清楚，实践上经得起风浪考验。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黑龙江省委领导班子要求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各级组织做好成员和他们子女的工作，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成员要帮助党委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求社省委机关坚守岗位，决不参加游行、围观和捐助等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社省委受到中共省委的表扬，社省委机关和省技术监督局我分管的处室职工没有一个出现问题。因此，我认为党外干部只要解决认识问题，敢于讲政治，政治思想工作也能做出效果来。

2、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与中共干部通力合作，团结同志，把本职工作搞好，做出实绩，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党外干部担任政府领导工作，能否把工作搞好，在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有人存在疑问。我刚到省技术监督局任职不久，就听到有人议论：一个党外干部，只有一半时间在局里工作，剩下的一半还要管理民主党派省委机关的工作，在省局担任几个任务最重、矛盾最大的业务处的领导工作，能胜任吗？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信心不足，要求由党员副局长来领导他们。当时，我也确实有点胆怯，问题不在于听到这些议论和举动，而在于当时的省技术监督局尚处于组建阶段。我所分管的三个处是这样的情况；刚从经委转过来的质量管理处，只有正副处长，一个科员心脏病住院治疗，是“有将无兵”；而工作任务最重，面临矛盾最多的质量监督处，一个正处长停薪留职，一个副处长因在群众评议中差票过半被就地免职，七、八个科员群龙无首，是真正的“有兵无将”；科技法规处是一个新筹建处，既无处长也无科员，是“无将无兵”。显然，这种状况是很难开展工作的，也是令我非常焦急的。后来经过冷静分析，虽然现在不利条件很多，但也有很多 有利因素。首先是中共省委组织部和省委统战部对我的工作十分关心，局党组和局领导班子成员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其次，本人长期在大企业工作，又经过了发达国家工业企业的历炼，对标准、计量和现代化质量管理方法等技术监督工作的基本内容比较熟悉，此外，在学生时代一直担任共青团和基层领导工作，加上近几年民主党派和政协工作的锻炼，是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的，对搞好工作充满信心，我决心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党内干部的支持，把工作搞上去，用工作实绩来改变人们的疑虑。在局党组织的支持下，我精心筹划，调兵遣将，配备处长，补充人员；继而调查研究，针对当时工业生产和流通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对策措施，狠抓不放，并身体力行，团结带领同志，真正把技术监督工作转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再就是提倡科学的工作态度，公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提高技术监督工作本身的质量，改善技术监督工作者在人们心目的形象。经过近三年的不懈努力，显现出了明显的效果。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的滑坡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产品检验合格率、优质产品产值率得到明显提高，出现了一批名优产品，国家质量管理方法得到进一步推广，向管理要效益的活动取得明显的经济成果。在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合格率大大提高，修复了由于商品质量低劣而引起的政府在消费者心中受损的信誉。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局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的通力合作和各行各业的协同作战，我自己也确是含辛茹苦，尽了力。党和政府给予了我不少的鼓励，1990年我被评为“383”（质量管理）工程立功人员，受到省政府嘉奖，又被评为省质量管理优秀领导者和生产调度先进工作者。在我辛勤和有成效的工作面前，人们的看法改变了，疑虑消除了。

1991年初，我曾想辞去政府的工作，因为1989年底，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民主党派的工作任务陡然加重，由于我身兼两职，时间长了，怕力不从心，两边工作都受影响。局领导和局里的同志得知我的这种想法后，纷纷劝我继续留在政府工作，采取一些措施，支持我的党派工作。特别是那个原来要求由党员副局长来领导的同志的劝说使我很是感动。他说：“沈局长，在您手下工作，我心情舒畅，工作有干头，您不要走。”话虽不多，也很质朴，但却是对我最为实在的奖励。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受到中共党组织如此关怀与支持，就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干好事业干成事业，不能束手束脚，畏首畏尾，成为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

3、坚持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洁身自好，

廉洁奉公，为社会风气的好转助力。在政府工作的党外领导干部，同样也要经受参政、权力、改革开放和各种利益诱惑的考验。洁身自好，廉法奉公，固然重要，这也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品格，但光靠独善其身是不够的。万花筒般的世界，各种的利益诱惑不断翻新，久在河边站，难免会湿鞋，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要有廉政制度的设计，把人规范在为人民服务的圈子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刚在省技术监督局工作不久，我就在管辖的范围内，力所能及的制定了一些廉政制度和改革措施，首先就从全省质量管理奖和优质产品评定工作开始。已往的该奖项评定，评审人员权力很大，常常威风凛凛地到企业吃拿卡要，不管企业管理质量的好坏，“孝敬”好的，就能获奖，而质量好的却不肯“孝敬”就会各落孙山，每次评奖，不仅无序，徒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由于有失公正，评出的东西不让人信任，往往形成了人民群众所说的“优质不优，先进企业不先进”的抱怨，针对这种现状，我责成质量管理处制定了：“廉政否决条件”，规定了10条廉政措施，凡参议单位有请客的、送礼的、请住高级宾馆的、找人说情的，立即取消参评资格；评审人员如有到企业吃拿卡要等行为的，立即取消评审资格。只要发现评审人员或参评企业有不廉洁问题，立即取消评审或参评资格，同时邀请人事监察部门派人参加，监督执行过程，由于“权力”受到制约，某些评审人员有意见，我耐心做思想工作，直指不公正是对我省对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害处，一个不讲质量的国家、一个有失公正的评审，会给整个民族蒙上阴影，带来灾难，甚至亡国。思想工作要做，定下的制度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当年年底的质量奖评审结果发布会上，由于所定制度公正而明确，一改以往争论不休，意见纷纷的状况，与会各方均表满意，真正是“公生明，廉生威。”     质量监管工作真正开展起来，也是矛盾丛生，阻力很大。1989年，我省某市一家塑料厂生产的农用塑料薄膜含有毒元素，使购买方林甸县20多户农民的温室黄瓜几乎绝产，损失近30万元，30万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农民们上访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果却判农民败诉，农民不服，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负责处理质量纠纷的省技术监管局。此案涉及面广，塑料薄膜生产厂家也四处活动，可是我们搞技术监管的，只能以事实为依据。经过反复调查，认定检验结果正确，塑料薄膜确实有毒，按质量法规，生产厂家必须赔偿农民损失，为此，我们克服重重阻力，多次向省高院反映我们的检验结果，促使省高院推翻了该市中院的判决结果，责成生产厂家赔偿农民损失。针对有毒薄膜坑农害农事件，我们在全省展开了拉网式技术监管检查，使农用薄膜质量逐年提升，1989年，农用薄膜的检验合格率只有64%，1990年提高78%，1991年则达到了98%以上，几乎没有了这方面的质量纠纷。由于技术监督部门监管到位，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也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尽了一份力，在省技术监督局任副局长的4年，我感触很多，最大的感触是，只要你维护公平正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遇见问题就敢于秉公处理，就不会绕着矛盾走。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有效节制了黑龙江省生产领域产品的滑坡趋势，产品检验合格率，明显提高，评上国优的数量。由1988年的4种，增加到1992年的20余种，产品质量抽查合格率由80年代末的不到50%，提高到了70%以上。

1993年9月，我被任命为黑龙江省技术监督局局长，这也是“文革”后全省担任政府厅局级正职的第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此时的我当然掂量得出这付担子的份量，这里面凝聚了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培养、关怀和教育。同时也感到了沉沉的压力和深深的责任感。因为从担任省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开始，我就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结合点，看作是把自己融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因此，能否胜任这付担子，能否做出成绩，都关系到与党合作问题。从上任的第一天起，我便塌下心来，决心与局领导班子一道开创新局面。

上任伊始，在听取局办公室汇报工作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局直属单位卖出的11台大小车辆均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局里照常为其交管理费、养路费，致使机关行政经费大量的不合理流出。机关干部对此意见很大，可是却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历届局领导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老大难。慷公家之慨，揭公家的油，竟然多少年也解决不了，已经严重影响了局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件事必须解决。于是，我与班子成员商量，提出了“解决老问题，不留新问题，开创新局面”的工作思路，我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在我主持的局长办公会上，作出如下决定：哪届班子卖的车，谁当主要领导时卖的车由谁负责收回，否则，未过户造成的损失，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你身子正，敢动真格的，困扰多年的公车私用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上任的头一板斧砍出了威望，大家对我这个民主党派出身的局长也更加敬重佩服了。

质量是工业的立身之本，没有过硬的质量，一个省的工业摊子铺的再大也毫无意义。德国造和日本造之所以能够行销世界，最终靠的还是质量过硬这块牌子。因此，抓质量管理是技术监管部门的永恒主题。为了黑龙江省工业的振兴，我们责无旁贷。

1992年，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受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的派遣，到日本考察产品质量认证制度，这次日本之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临行前，我们带了我省出产的优质白酒，本意是想用来宴请日本友人，可到了日本后发现，我们带的酒竟然泄露了，连外包装的纸盒都浸湿了，原因是白酒的瓶盖密封性不好。虽然这种酒得到日本友人的称赞，可我的心里还是不是滋味。我们的白酒质量很好，香气逼人，外包装也很好，可是这么好的酒，为什么不在瓶口的密封性上下点功夫呢？我们不少生产者往往不注意产品的整体质量，忽视某些局部质量给消费者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和损失，这又使我回忆起十多年前去美国时，在哈尔滨某商店买了一个人造革旅行箱。这个旅行箱体积不小，外表也很漂亮，但在使用中让我吃尽了苦头。到北京站下车，推了不到一百米，滚轮掉了，只能用手提着，还没有出站，把手又掉了，三四十斤重的箱子只好扛在肩上，出站时已是满头大汗，十分狼狈。当然，经过几年的质量管控和技术监督，这样的旅行箱恐怕已经没有了，但类似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是到处可见。白酒、箱子这些简单的产品尚且如此，如果高档耐用消费品出现质量问题，特别是重大技术装备或建筑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将会给消费者和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尽管产品质量问题触目惊心，然而，我们某些企业领导者却对抓质量不以为然，他们的逻辑是：一个批次的产品，产生一些次品是正常现象，工序的合格率一旦达到90%以上，这些企业领导者就会沾沾自喜。殊不知，根据概率理论，产品的合格率是工序合格率的乘积，假如某种产品要经过20道工序完成，每道工序的合格率达到98%，计算的结果是：该产品的最终合格率只能达到66.8%，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结果。“东洋货”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曾向中国倾销了大量伪劣商品，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心理造成了严重损害。德国在其现代工业发展初期，也曾仿冒过他国产品，也受到过普遍的谴责。而如今，两国在抓质量体系认证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出“百分之百合格率”、“零缺陷”、“无劣次品”的目标，其质量和质量管理意识已深入到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心中，如今日本、德国产品的质量之高，让国人想说不爱都不容易。要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就必须向德国和日本学习。

 从日本回国后，在国家局的领导下，我省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质量认证体系活动。

 中国进入现代工业时代较晚，手工作坊加工简单的器具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既无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批号，更说不上什么质量管理，完全是小农经济在手工业中随心所欲的反映。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习惯，对现代工业生产者的影响仍然巨大，仍然根深蒂固。要将这些小作坊式的生产厂家纳入质量体系管理的轨道，靠检查、靠检验、靠罚款、靠教育已难以发挥效力，必须用重锤、下猛药，让这些经营者懂得质量管理是什么。于是在我的提议下，便有了省技术监督局联合省轻工业厅举办的“产品不合格厂长学习班”。

这次学习班共有29个厂长参加，均来自省内被检测为不合格的白酒企业，学习班上，省技术监督局和省轻工业厅组织厂长们学习了国家有关质量监督法规，有关专家作了提高产品质量的学术报告，优质白酒厂家介绍了质量管理的先进经验，各位厂长就本厂存在的质量问题均提出了整改措施。学习班规定，这29位厂长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质量整顿任务，经验收，产品仍不合格，企业和产品将在媒体上曝光，并撤销厂长职务。

 这29名在各自企业发号施令惯了的厂长们，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憾，在他们看来，酒只要没有毒就算不上什么大事，没想到因为质量问题被“请”进了学习班，个个豪爽的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沉默寡言，几天的学习，他们从没有缺课，座谈讨论时也从没有这么认真。一位厂长说：参加这样的学习班，面子上实在不好看，但受教育很深。人们一旦发现你的产品质量不合格，任何销售手段都不会起作用，厂子就会走向死亡。另一位厂长说：我们的质量意识太薄弱了，丢了这回脸，就知道怎么样对消费者负责了。

一个月后，省局组织专家对上述29家白酒厂进行了验收，经严格检测，这29家生产的白酒均为合格品。

通过上述事例，我更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质量是抓出来的，是管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号召出来的。抓质量就得出重拳、下猛药，别无它途。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鲜奶主产地，也是奶粉和乳制品生产大省。可是，一直以来，黑龙江省鲜奶及奶制品叫响全国的却不多，原因是奶农为了经济利益，擅自往鲜奶里掺水，致使鲜奶生产厂家蒙受经济损失，同时也破坏了鲜奶的品质，造成鲜奶质量下降；奶粉生产企业只注重产量的提升，对奶粉质量管控不严，虽然生产规模不小，但却少有百姓口碑，销量也一直不很顺畅。针对这种情况，我带领省技术监督局的同仁们，加强加大了对鲜奶的检测力度，会商奶业生产厂家，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利用经济手段，妥善解决了鲜奶的质量问题，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鲜奶和奶粉是直接入口的产品，关系到千家万户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虽然没有现在所说的关乎“舌尖上的安全”一说，但食品安全向来无小事，我们对我省奶粉生产的质量管控一直十分严格，每个生产批次，均要进行严格检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不能有一丝疏忽。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评出了13个奶粉名牌产品，黑龙江省就占了6个。前些年爆发的三鹿奶粉添加三氯氰胺事件，致使全国许多大的鲜奶和奶粉厂家面临信任危机，唯有黑龙江省奶业波及甚小，这也与我们长年坚持打击鲜奶及奶制品添加是密不可分的。

自身正，才可以正人；不信邪，才能邪不近身；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黑龙江省是我国生猪生产大省，同时也是生猪囊虫病的高发区，对于上市生猪，国家规定了“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16字方针。可由于经济利益驱动和部门之间多头管理，使得这一方针得不到落实。其后果是：一是生猪得不到检疫，带病猪肉有可能流入市场；二是国有大型现代化屠宰加工企业人员和设备闲置；三是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1995年，中央电视台质量万里行节目组来到哈尔滨，准备对此进行报道，却遭到了利益相关方的冷遇和抵制。人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不外扬就不能打破条块分割，就不能引起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我决定亲自出面，安排这次采访。利益相关方很快就得到了这个信息，于是上门劝阻说情的有之，许以利益的有之，人身威胁的也有之。在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面前，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吗？还有什么能让我退缩的吗？自身正，才可以正人，不信邪，才能邪不近身，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克服重重阻力和威胁，帮助中央电视台完成了采访拍摄。节目播出后，在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协调下，16字方针终于得到了切实的落实。

哈尔滨啤酒是中国三大啤酒品牌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品牌，由于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其销量巨大。可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哈尔滨啤酒一度出现了质量不够稳定的情况。技术监督、质量管理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时常督促他们提高质量，加强检验也是说得过去的，但质量管理仅仅是个手段，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啤酒巨人轰然倒地，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很可能会给我省经济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只有雪中送炭，提供切实的帮助，才能达到我们质量监管的目的，才是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负责。于是，我责成省技术监督局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实地调研，为哈尔滨啤酒“会诊”。专家们找出了30多个影响哈啤质量的问题，同时为他们制定了整改计划，一项一项落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哈啤质量显着提高并且长期保持了稳定，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愈加明显，受到了全国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积极建言，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长期以来，我省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业占整个GDP的比重也很小，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如果实现农业标准化建设，我省的农业和农业生产就会有一个大的改观，就会推动黑龙江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农业标准化，说到底是个质量问题。农业产量的增加与农产品质量的提高，都与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密不可分。特别像黑龙江省这样的农业大省，机械化省，土地面积大，农业机械总动力也大，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就是个标准化管理问题。几年间，我多次提出意见、建议，在黑龙江省实施农业标准化建设问题上多次呼吁。国家技术监督局也大力倡导和跟进，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向农业标准化管理要效益。农业标准化推进4年来，粮食增长量相当于过去17年增长的总量。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岳歧峰同志在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对国家技术监督局和黑龙江省技术监督局在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黑龙江省技术监督局工作9年，局党组书记，局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同志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真诚关怀、指导、帮助和配合，每思至此，都让我心生感动。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更让我感到无比幸运、幸福。同时也是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动力之源。

9年的技术监督实践，我总结了10条心得体会，作为对政府工作的告别之笔，与大家分享：1、提供质量信息，为领导决策服务；2、跟踪监督、稳定提高支柱产业产品质量；3、对比监督，促使地方短腿产业上档次；4、强化商品质量监督，促使产品按质分流；5、持续打假，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6、扶优汰劣，促进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早日形成；7、认真处理质量投诉，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8、积极开展质量仲裁，正确处理质量纠纷；9、配合质量保险，开拓质量监管工作新领域；10、办学习班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好办法。

1997年7月，我当选为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年底当选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8年1月，我当选为政协黑龙江省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驻会分管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和民族宗教委员会。接着我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从心里感谢党的关怀、组织的培养和广大省政协委员的信任。

从政府领导岗位到省政协领导岗位是一个很大跨越。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是参政，后者重点是议政，前者是参与国民经济事务管理，后者则重点是调查研究、谏言献策。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共同参政议政的平台，当然也是人才荟萃，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体，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政协的主要职能，也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由于我在省政协当了十多年的兼职副秘书长，又长期从事365bet网上足球比赛_beat365体育_365bet体育滚球省委的领导工作，使我能很快进入角色，发挥作用。

在省政协党组织领导下，我注重在工作中紧密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和省政协全会确定的工作方针，积极发挥两个专门委员会的能动作用，在分管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工作中，我突出强调，科技文卫体的工作要服从省政协工作的全局，突出自己的工作重点。1998年，我亲自带队组织开展《依靠科技，振兴农业》的重点调研。围绕这个大课题，充分发挥课题组委员和专家的优势，分别写出了《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关于种子体系建设》、《关于生物工程现状》、《关于农业生产标准化问题》等4个子调研报告。这4个调研报告，在省政协常委会协商讨论时，受到省政协常委的一致好评，《黑龙江日报》、省政府《内部情况通报》给予了全文转发。

黑龙江省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之地域寒冷，工资水平又不高，许多高精尖人才引不进来，本省国有的高端人才又被挖走，纷纷“雁南飞”。长此以往，对黑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鉴于此，上任伊始，我就要求科教文卫体委员会把引进和留住人才问题作为长期的调研课题，时刻予以关注。建议省里拿出必要的资金，改善高端人才的工资、福利和住房问题。建议引起了省里主要领导高度重视。随后，1999年，我又亲自主持了《关于全省人才状况的调查》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实现人才共享的具体建议，其中大部分建议被中共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采纳，为黑龙江省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实现人才共享，建设人才强省战略做出了贡献，并且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而又良好的反响。

在分管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工作中，我注重在政治上关心民族宗教界人士，关注民族地区的发展，注意加强与宗教界人士的联系，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指导，找准位置，选好角度，领导民族宗教委员会积极做好自己担负的各项工作。

针对换届后新委员多的实际，我首先从对新委员的培训入手，两年间我亲自为民族宗教界委员作过6次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民族问题的产生、由来和宗教问题对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影响；讲世界各国由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采取的不同方式所引发的不同后果；讲做好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报告和座谈的形式，使民宗界委员了解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了委员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关注民族地区发展，就要为他们多做实事，1998年，我组织民族宗教界委员对蒙古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朝鲜族聚居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牡丹江、鸡西市朝鲜族经济发展情况的考察报告》送省委、省政府，该报告在省政府当年第41期的《工作交流》上刊发各地。1998下半年，我又组织委员对全省20个民族乡（镇）关于财政部下拨的扶持民族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就财政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被采纳。1999年，我组织委员对海林市新安朝鲜族镇发展质量效益型农业情况，对全省鄂伦春族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所提意见和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宗教界人士中广交朋友，深交朋友。1998年，我组织委员对基督教坚持“三自”原则，维护宗教领域稳定方面的情况和存在的不安定因素，分别到哈尔滨、鹤岗市等地进行调查。调查报告送省委省政府后，受到有关领导的好